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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: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(4)

来源:邪恶报时间:2017-05-15

    胡玉海说这是个递进过程,“张曾经和蒋多次交涉,日本发动武装侵略战略已然明朗,是向南侵略中国内部,还是向北侵略苏联,现在方向还判断不准,但东北首当其冲。”

    “蒋对张这些意见都没做正面回答。这个时候还属于上级和下级在交换意见”,交换意见的结果是,“7月13日,蒋介石致电张学良,‘东北的排日活动,恐被共产党所利用,同时还会加剧中日纷争。因此,他希望东北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,宜隐忍自重,以待机会’。”

    同一天,国民党中央常委于右任也密电张学良:“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,东北同志宜加体会”。

    胡玉海用白话解释了电文含义,“所谓东北同志宜加体会,说白了就是说,东北的同志怎么不懂事呢,中央的主要任务是‘剿共’,你怎么非要抵抗日本呢?”

    如果说前者是劝告和引导,后者则是决策和命令”,胡玉海指的是,7月23日,将在剿共前线发表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国策声明,“这个和前面比较起来就不是商量,成为国家大政方针,地方只能服从中央。”

    7月24日,张给东北各大员发了电报,告诉执行蒋公命令。

    9月6日,张学良再次给东北要员发发出了力避冲突电令,“连续下达这样的指示,东北当然没有战斗准备,自此力避冲突方针形成。力避冲突的退让政策,导致了不抵抗主义的形成。”

    “只记住了不抵抗命令,忽略了前面的国策声明”,胡玉海认为人们普遍漠视了这个重要问题。

    在他看来这是事关不抵抗命令据何而下,“不是根据明知日本已经开始侵略才下,而是根据日本长期以来的挑衅前提而下,这有本质区别。”

九一八事件纪念碑

九一八事件纪念碑

    胡玉海认为,事变后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,特别是当国联已表现出无力制止日本侵略行为时,张学良继续实行不抵抗,“其性质就是错误或者说是犯罪。”

    胡玉海用四个近因,一个远因分析了张不抵抗与继续不抵抗的成因,“(四个近因是)判断错误;迷信条约;保存东北军实力;思想深层有恐日;(一个远因是)中东路事件。”

    在四个因由中,胡玉海将判断错误归结为根本原因,“事变前张学良认为日本企图在东北动武只是寻衅,而不是武装侵略,这种看法与他的历史局限性有关。”

    事变当夜,张曾向高级将领分析,“守土有责,本应和他们一拼,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,它全国的兵力可源源而来,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。我们是主张抗战的,但须全国抗战,如能全国抗战,东北军在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。”张学良深知在当时那个年代自身实力和地位划等号。

    张学良对日本很熟悉,这种熟悉有时带来的则是负面影响,“在张学良思想的深层也有恐日的心理。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不止一次地谈到日本军队,认为日军很强,人家训练好,装备好。日俄战争的时候,日本工兵去破坏俄军的铁丝网,他们身上带着炸药,每个兵躺到铁丝网那,这样把铁丝网炸开了,他们真有军人的精神。”

    当年,《国闻周刊》发表一篇文章,说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是有远因的。这个远因就是中东路事件。

    1929年7月蒋介石命令他武力接管中东路,并应允东北军一旦与苏军开战,中央政府即出兵10万予以支持。结果东北军7000人被俘,黑龙江舰队全军覆没,10万援兵始终未见一兵一卒。这件事给张学良带来很大心理阴影,“有中央政府命令都是这个结局,如果不顾中央命令而进行抵抗,又会是何等情景。”

    “错误判断,产生错误期待。”一是期待日本政府制止关东军对东北的侵略;二是期待蒋介石改变不抵抗政策;三十期待国联向日本施压,重演“三国还辽”旧梦。

    三个期待是善良人的三个梦幻。张学良醒来时,梦幻早已成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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