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遵义会议上毛主席遗留的百年谜团!(10)
1938年春,日军进攻武汉,长江局积极配合国民党的“武汉保卫战”。延安方面,毛泽东发表 “论持久战”的演讲,再次论证片面抗战的必然失败和游击战的合理性。毛的这篇演讲无疑与长江局的主张相左,所以长江局决定,“新华日报”不予转载毛的这篇 文章。(新华日报由长江局负责出版)王明与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一目了然。
在早些时候的3月份,任弼时赴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交“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”报告大纲,在这份大纲中糅合了毛泽东和王明的政治观点,即迎合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,又“修饰”了毛泽东,加深了共产国际对其的印象。
在任弼时之前,王稼祥于1936年夏天赴苏疗养,并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共领导人的情况,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中得分起了重要的作用。王明回国后,王稼祥担任了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,后由任弼时接任。
遵义会议老照片
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,并带回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,“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,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”。这道“圣旨”无疑为毛王之间的较量起了宣判的作用。毛能够得到季米特洛夫支持固然有王稼祥的功劳,而王明的后台老板米夫的下台也是原因之一,更何况季米特洛夫是米夫的政治对手。
1938年9月29日,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,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,毛的威望迅速上升,在与王明争夺党权的斗争中笑到了最后,王明的出局使毛真正成为了我党,我军的最高领导人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,毛泽东于1942年初发动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“延安整风运动”。在这场运动中,毛利用其无可匹敌的政治优势,对王明,张闻天, 博古等“教条主义宗派”和周恩来,彭德怀等“经验主义宗派”进行了批判和整肃,并对上层机构进行了重组,无可争辩的成为了“伟大领袖”。“毛主席万岁”的 口号响遍延河两岸。